国军将领眼中的抗战圣地延安 组织严密完胜国民政府

2017-10-02 09:18 评论 0 条

徐佛观,湖北浠水人,名秉常,字佛观。少年求学时,便得到授业恩师,也是中国国学大师黄季刚的赏识,他曾这样叙说过徐佛观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

黄侃,字季刚。辛亥先驱,语言学家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徐佛观弃笔从戎,开始了其军旅生涯。后东渡扶桑,就读于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九一八’事变后,因反日被日本当局拘押,后返送回国。此后跟随桂系首领之一黄绍竑多年。1938年,任国军第八十二师团长,第六战区陈诚高级参谋,重庆中央训练团教官。1942年,与唐纵相识,并经其推荐,成为康泽三青团组织部长。又被康泽任命为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遂进入延安。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彼时任职于延安抗大,中共文宣专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联络参谋。国民政府派进来这些联络参谋中,固然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但也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更多是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因此,郭仲容自始至终都未能上120师前线及师部,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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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佛观进入延安时

  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叶剑英强调说:“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 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过了没多久,毛泽东便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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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叶剑英在延安

  徐佛观根据自己在延安的亲眼观察认为,他认为,当时的延安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一元化”。在徐佛观的眼里,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敌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扫荡,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之口号,更转而对付中央。”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理解的确有些片面,但是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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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在考察中,在执政党和政权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建立起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

徐佛观的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曾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张令澳,彼时在侍从室二处工作,他回忆:“此人专门研究中共问题,调回重庆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详细听取他汇报在延安情况,甚感兴趣。徐佛观写有一份对中共内部情况分析的报告,蒋认为‘见解独到,分析透切,,对这份报告反复阅读,并在精辟处,加了不少圈圈点点和批语,予以赞赏。事后就派徐佛观进第六组(处),主持对中共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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