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杀之谜:投水前读了一整天毛泽东诗词

2016-07-12 14:00 评论 0 条

,1899年2月3日,著名作家老舍诞辰。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城市贫民家庭。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老舍的作品是以表现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愿望,特别是表现北京的城市贫民而著称。他创作的《四世同堂》、《龙须沟》、《十五贯》、《茶馆》、《方珍珠》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代表作,不仅被搬上银幕还被译成多种文字。1966年8月26日,老舍在北京逝世。

本文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傅光明、郑实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我说那就是骨灰献给天地了。签完字,我从那儿走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个人由八宝山自己走回家来的。

8月23日那天,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听说是在文联,他们让他跪在两层砖上,由上头给打到地下,受苦受得很厉害。我知道之后,在院子里吐水,什么也吃不了。可巧二十六中的学生到这儿来接收,有个学生说,老舍已经故去了,是非自有明白。可能是高三或是高二的学生,非常明白,说,你不能跟老舍一样去死。因为你还有儿女,后事不能这样完。我们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什么时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电话不拆。我们知道了就来。你无论如何,上厨房自己做点面,吃完之后,我们看着你睡觉,然后我们再走。让我们来破“四旧”,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四旧”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光明: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絜青: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光明: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絜青: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光明: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傅光明:您帮他擦伤口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胡絜青:没办法,那时候统战部都打烂了。

傅光明:老舍让您写个东西交给总理,那时候说什么了吗?

胡絜青:他让我拿笔,他写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

胡絜青:他说的,我写的。我写完之后,让我儿子、我二女儿一直跟着到那儿见总理。总理那时已经睡觉了,秘书说他传达。第二天就说,总理知道了,老舍务必找到。

傅光明:当时老舍说您写的那个东西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

胡絜青:他让我写的就是:我由旧社会受苦受难,我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就这么写的。文章已经不在了,已经拿到总理那儿去了,要不邓大姐一见面就说我坚强,熬过来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时没跟您讲文联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对运动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刚结婚时,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由那时起,凡是他自己上屋里去,我都不干扰他。儿女们也知道,也不上他屋里干扰。有时他需要什么东西,买袜子啦,买小衬衫啦,买大衣,写一张条儿给我。我整个就是他的买办。就这么个情形,很少说话。

傅光明:他当时有没有委屈、愤怒、不满的表示?

胡絜青:没有,他当时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据别人说在国子监挨打时,脸色——那种气愤的样子有人看出来,情况不好。说脸色煞白,那种不服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就说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从派出所回来时,我当时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我自己穿一个小褂。我怕他摔下来,就搂着他。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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