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华专家首席负责人阿尔希波夫回忆节选

2017-11-20 13:45 评论 0 条

1“另一个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就是撤退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派去担任总顾问的通常都是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往往是副部长或苏联有关部门的部务会议成员。例如,苏达里柯夫是法律总顾问,科罗布什金是银行业总顾问,苏联卫生部副班长格里戈利耶夫是卫生方面的总顾问等等。

在工厂里,仿照我们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

在中国工作的专家人数逐渐增加。实际上好像是模仿我们的做法:每当某个单位或部门请来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就会向中方讲,在他看来,还需要向苏联要些什么资料,在增加一些哪方面的专家。在这之后[实际上是我们专家的建议],中方才正式向苏联提出申请,这些申请通常很快就能得到完全满足。

我们未向中国人收取过技术和其他资料费用。他们实际上只是支付了纸张费和文献复制费。可以说,这正是我们对华援助的基本形式。文献资料成车皮地运往中国。中国人正式据此建立了自己的经济活动、经济体系、教育和卫生体系等等。

这种做法恰恰是体现了斯大林在1950年表述的想法。当时他说,向中国派的人不仅要会传授经验和知识,而且要知道还能从苏联要些什么。为此,最好向中国派去的人不只是本行业最优秀的专家,而且是胸有全局的人[例如,不只是院士,而且譬如时科学院副院长,他知道还应该向科学院要些什么]。

这种做法经常见诸实践。例如,某位苏联专家看到某项已签署的合作协议未提及一些重要问题,他就告诉中方,于是中方再据此提出补充要求。

苏联专家收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专家工作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

有一次发生了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最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我是后来在中国人那里知道了此事。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没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人的提议,我有时候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我奉召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向我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

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我政府会议的文件。

在工作中,我和其他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负责人总是强调,我们当顾问,就是做助手、提建议,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领导人。必须是这样做才对。就是使中国人了解: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其实是有关的中国领导人制定的,我们专家不要去争自己的发明权。这些苏联专家负责人都尽力提醒我们的专家也照这样去做。

有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部长告诉我说,他完全信任苏联专家,因此他下令:没有苏联专家在上面签字,任何文件都不算数。。我不得不去见周恶来,请他禁止这样做。

双方对于各自承担的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我方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我将此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因此,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副部长的职。从此以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犯的法律。

中方对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用下属一个例子来说明。50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因此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来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人每年向我们提供一亿到一亿两千万美金现钞,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年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了,他们便向我们供应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从而弥补了我方外币之不足。

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而言又是何等重要。

一些苏联作者写文章说,1960年撤退专家是由于给专家创造的工作条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听取他们的意见引起的。这种看法有一点对,但并不是全对。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困难是1958年中国人采取的“三面红旗”的方针开始的。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速度大大放慢,决定使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炼钢法。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无疑给苏联专家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

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年。该年获得大丰收,市场上商品粮和农产品量都很多。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了将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提高30%到40%的建议。当时,中国职员的工资是很低的,比工人还低。中国财政部长把这个决定通知给了我。我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在当前阶段上还不能采取这宗步骤。尽管是个丰收年,但国内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尚不允许大幅度增加货币量。在这种情况下大大提高工资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其他不利后果。

我建议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通盘计算一下这项措施可能带来的后果。接着,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见陈云。那时候陈云实际上是实际负责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一项是中国最高领导成员当时五位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其他一些人如邓小平等那时还处于较低一级。我对陈云说:“您把国家推向何处?你们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才见到劳动结果。社会主义首见成果,可不能破坏社会稳定啊!”陈云回答说,他毫无办法,因为毛泽东要求采取这些措施,他不能抵消毛的影响。

此后我又向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过了一些时间后,周告诉我说:“我也不能扭转这个车轮子”。由此可见,甚至周恩来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制止事态的发展。

这时我已经接到通知,让我不久以后离开中国。

在“大跃进”时期,抛开了一切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物质利益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热情。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此外,中国人还取消了“一长制原则”实行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制。企业经理、厂长是党委成员,必须服从第一书记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找对中国人施加影响的新途径。说中国人是尽量有意识地为我们专家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未必是妥当的。

撤退专家是我们方面施加的压力,是对中国人桀骜不驯的一种惩罚。

撤退专家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专家的。

赫鲁晓夫要求一周内撤完专家。为此,成立了由下属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铁道部长和航空部长等。当时,在华专家大约13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将近5000人,他们分散在中国各地。撤退用了一个月。

这种火速澈专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会的消极评论。当然,尤其受到中国人方面非常不好的反应。我们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我们当时自己国家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撤退专家还只是局部问题,我们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要比这严重多了。1958年,我们提议中国人重新审定同我们签订的全部协议。1958年的贸易总额[按当时兑换价计算]为一亿八千万卢布。

重新审定协议的结果,1959年贸易额降低35%。我们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厂提供设备。1960年由我和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组成的代表团赴华,访华的目的是撤销同中国人已经签订的合同。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国际惯例上没有先例的行动,因为只有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才能终止国家间签署的协议。1961年,我方主动撤销了先前商定的合作项目。此后,我们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了设备,其总量不超过原定水平的1%-2%.

原则上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满可以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961年周恩来在谈话中讲:“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赔,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状。”实际上,在中国同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同苏联间的联系大大缩小,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

周恩来提议我可以参观中国的任何一家工厂,有我自己挑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我们的使馆人员陪同。我表示愿意看一看一些国防工业企业。

我特别参观了用苏式现代化设备装备的成都飞机制造厂。工厂维护得很好,但令人瞩目的是车间里很少有人,实际上连一点金属切削屑都没有看见。问起这是为什么时,厂领导人回答说,因为缺少原材料[过去是由苏联供应的]。工厂只开工一班。其实,连这一班也不用开,这是为了我来参观,特意安排,找一些工人来上班的。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缩小合作后,中国人承受了何种困难。

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 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在中断对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中断同阿尔巴尼亚的联系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为双方关系增进了强烈的不信任因素。

人所共知,1959-1960年,中国的粮食状况是复杂化了,这也是由于“大跃进”所造成的。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1960年赴华前夕,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的粮食情况严重,建议向中国出售一二百万吨谷物。赫鲁晓夫回答说:“哎,那些人何等傲慢!他们宁愿饿扁肚子在地上爬,也不会好好向人求援。”然而,最终主席团就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决定,委托我试探一下中国人对此持何种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告诉我说,国内情况非常严重,仅仅在南方和东南地区就饿死了很多人。我指出,如果中国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苏联是不会对中国同志的严重情况无动于衷的。

周恩来立即理解了所作暗示,热情感谢了我的话,说领导上将集体讨论上述注意。过了不多久,周恩来答复我说,问题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们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1960年访问成都时我获悉陈云也在那里。他好似在被软禁,在一个小花园里搞些劳动,闭门不出,但他仍然能看到北京寄出的政治局的材料。他准备即将回北京,恢复积极工作。

当陈云了解到我想见他,就让我带上自己的翻译一同来。

谈话很坦率、真诚。陈云说,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两国关系上已经发生的裂痕还为时不晚。我指出,问题不只是在苏方,必须双方作出努力。

关于同陈云的谈话,当时好不拖延地用密码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我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了中国之行的结果。我也曾想单独同赫鲁晓夫本人谈谈,向他转达陈云、周恩来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的地步。

为此,曾精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次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我说赫鲁晓夫知道了你的请求后,他调阅了所有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看完电报后问道,你想要做哪些补充汇报。我说,我想汇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又过了几天后,助手给我打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主观因素对于关系的恶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特别表现在中国领导人对于赫鲁晓夫采取否定的态度上。同样也表现在赫鲁晓夫对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采取的否定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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