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特工之王,知道太多的秘密,死因至今不明

2017-12-22 09:46 评论 0 条

1在李伦孩提的记忆里,父亲很神秘,行踪也是很奇怪的,这种奇怪在他懂事后才从心里抹去。

他记得在上海时总是不断搬家,先后住过春辉里、元吉里和元裕里。每搬一次家,父亲总是要向母亲和他兄弟俩交代,遇到别人问,应怎么回答,而且用的名字多是假的。在李伦的记忆里,父亲经常会突然失踪,但没过几天就会回来。可有一次,情况特别。

1930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一连数日,父亲都没有回家,家里气氛一下子又紧张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父亲一生对自已的事情是从来不讲的。完全弄清楚是在父亲去世之后,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

1930年初,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后,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安徽同乡胡底、安徽女婿钱壮飞先后打入敌人心脏。这3个人就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在周恩来的精心谋划下,他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特别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党小组受周恩来统一指挥,直属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领导,由化名为“王庸”的陈赓等负责与之联系。

获悉顾顺章叛变是在一个周六的晚上,那一夜,武汉一连发来6个电报到南京,告知顾被捕,发中央党部,并转秘书长陈立夫。

是夜,钱壮飞值班,译出了这些电报,真是有点“魂不附体”,好在是周六,他沉住气,把事情压了下来……

此时,李克农住在上海,钱壮飞派女婿由南京来沪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不料,这天是周日,不是交通来取情报的日子,李克农迅速启动紧急交通,通过江苏省委与陈赓取得联系,把情况报告给中央。那天,他马不停蹄,把情况用暗号发给胡底,并传达给曾三、李强、刘鼎、潘汉年和康生等人……

最后,周恩来和陈赓化了装,从敌人便衣身边逃走了,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也及时撤离。当特务冲进周住处之时,文件燃烧的纸灰还没烧尽。用敌人的话讲:中共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差距,前后仅5分钟。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父亲工作神秘,三则是父亲从不宜扬自己,父亲不宣扬自己,他们一直不便谈,不敢谈,也不好谈。包括上学和工作后,别人谈起父亲,他们也经常回避。能说父亲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伦小时侯,一直有个美好愿望,就是父亲回来给他带回书包和笔纸。但从大人那里听到的是红军被“围剿”的坏消息。后来听说红军又到了西北,但全家始终没有一点李克农的音讯,那日子真是压抑透了!

儿子不在,家道破落,欠下许多债务,见有人来祖父就想躲。不料,他正在上楼藏起来时来者叫道:“爸爸,我是克农啊!”一句话,几乎令全家人热泪纵横,欢天喜地。5个孩子一齐跑到父亲面前,尽管父亲在家只呆了小时,但那真是难得的相聚场面。

1937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一个夹着黑皮包、穿着黑大衣的人走进安徽芜湖马家巷号时,李克农的大女儿李宁从远处看见以为是逼债的人来了,马上跑到祖父李哲卿跟前说要祖父躲避。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前,国民党加紧反共,父亲又把李伦交给夏之栩、曾宪植、贺怡带着先从桂林撤退,乘车赴重庆办事处,后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他随父母、二姐李冰住进延安中组部招待所。李克农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工作后,毛泽东和朱德要请他们一家人吃饭。这次吃饭的地点是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李伦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印象:

“窑洞中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摆着长条凳。靠墙有一沙发,是卡车上拆下来的沙发座椅,底下用木头支靠,吃饭时,菜是行军时用的旧搪瓷饭盒装的……东道主毛主席的身材高大,面容慈祥,膝盖上的补丁特别显眼。”

吃饭时,毛泽东有说有笑,当年李克农东渡黄河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谈判的情况时,毛泽东当面就表扬过他,称他“单枪匹马,干得很好”。如今久别再聚,看得出他很喜欢李克农和孩子们。毛泽东问李伦的姐姐李冰:

“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冰睁着大眼回答。毛泽东哈哈大笑:

“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听了这话,李伦和姐姐目光相对,琢磨了半天,他们特别恨国民党特务,两人感到无论如何也难把父亲与特务联系在一起。

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到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他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了叶子龙;还有,毛主席有肺病,李克农就搞来鱼肝油,使他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他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也把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随后,由陈云亲自出面,把李伦安排到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学习,后又转到延大附中。

就在李伦上学之时,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部长是康生。

中央社会部是中央分管保卫和情报部门。这一次,李伦才弄清父亲的工作性质。

促成毛泽东下决心赴渝

当一批校友奔赴苏联学习时,李伦却要求上前线。1944年3月,他实现了上前线打日本的愿望。1945年初又进入延安炮兵学校学习。从此,他迷恋上了炮兵。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之际,他已归属晋绥野战军,参加了绥包战役。也就在此后不久,父亲李克农又在中共情报史上创造了一个惊世业绩。

那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蒋介石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要弄清的。

从国民党电讯着手,李克农的情报特侦系统日夜侦听国民党电讯,但国民党使用的密码无法破译。这时,李克农突然想起国民党驻延安有个联络处,他们必与重庆就毛泽东是否接受邀请有往来。通过这个联络处搞到密码岂不更容易?果然不负李克农所望,密码得手。于是,一道命令下达:日夜监听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

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是演戏。

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李克农是情报行家,他一个字也不放过,经过反复阅读、分析、归纳、综合,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

李克农的杰作使中央掌握了蒋介石的心理,也让毛泽东心里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坚决主张亲自赴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集体议定:既然蒋介石是假邀请,我们就要弄假成真。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到重庆,争取主动权。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揭穿蒋的政治伪装。

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李克农一直护送到满洲里。在路上,他除了与毛泽东谈工作,也陪毛泽东聊天。据说,毛泽东喜欢同李克农聊天。李克农在情报战线立足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对文史哲精通,也熟悉三教九流,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也是个社会活动家。就在同毛泽东聊天中,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哦?”毛泽东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等待李克农的下文,李克农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机智的:“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到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他笑着对李克农说:“你这个李克农啊!还要给我上课?好!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同斯大林唠唠你们那摊子事呢!”

果然,毛泽东到苏联后就与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不久,李克农奉召到苏,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问题上,李克农的大智大勇展露无遗。因此事他后来遭到康生的陷害,但历史证明李克农是正确的。

在中苏情报战线合作不久,由于受当时“一边倒”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李克农汇报工作后,对中苏情报工作合作做了八个字的指示,大意是“诚恳、完全、毫无保留”。毛泽东讲,李克农便记了下来。当李克农记录时,毛泽东问他记什么,并要过去看了一遍,然后便撕了。不过,李克农还是记住了毛泽东的话。

对毛泽东的指示,他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据长期跟随李克农工作的罗青长回忆:李克农同志认为苏联情报方面有特点,但也有不足,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攻苏时,为何苏联没搞准,反而是我们搞到告诉苏联的。另外,苏联情报手段也与我们不同,他们以金钱、美女为主要手段,而我们主要靠正义事业感人,靠自觉自愿去干,还靠公开搜集。所以,他认为我们还是要保持自身特色的东西。李克农为此在执行中也有说法:“浑身脱得光光,暴露无遗,但心里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情报工作并未受到大损失……

是毛泽东指导李克农早有安排,还是李克农有意留了一手?这是一个谜!

康生恩将仇报

康生在很多时候是李克农的上司。早在上海时,是李克农的情报,才使他和中央机关得以脱险,可以说李克农曾救了他一命!按说,对于这样一位忠诚有才华的助手,他是满意的。但恰恰因为李克农的精明和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而遭到他的嫉恨。

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在整风中借审干之机大肆整人,特别是在1943年搞所谓的“抢救运动”将大批同志整为“特务”,引起毛泽东的不悦和中央领导人的不满。

1944年4月4日,毛泽东找李克农等人去开“枣园夜话”。毛泽东要他们吸取历史教训,立即展开甄别和平反工作。

在这之后,李克农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包括将各单位集中在部里的200多个“挽救对象”留下来工作。这件事被康生看成“给我难堪”而记恨在心。

1956年中央召开八大时,当选的中央委员以得票多少排名,康生排到李克农后面,面对李克农日渐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康生的嫉恨之心更剧。其妻曹轶欧咬牙切齿地叫道:李克农这个仇我非报不可!此话在康生出山后就得到应验……

“文革”开始后,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份出现的康生,马上指使造反派整理已经去世的李克农的材料。1967年8月3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与此事有关的人员,他同曹轶欧一唱一和,要用非常手段追查李克农“陷害”康生的“阴谋”,此举遭到同志们反对后,他便动用学生“逼宫”。

不几日,小将们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这时,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很快,毛泽东也向康生当面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惦记那些无名英雄

李伦将军记得那是1957年2月的一个中午,饭后,父亲一边往办公室里走,一边在咳嗽。他多年患哮喘病,咳起来非常厉害。走到办公室的台阶上,他咳得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他试图想扶住柱子,不料,一下摔倒了,不幸头朝下砸在石头台阶上,头部开裂……

周恩来指示全国脑外科专家赶往北京,组织抢救。

据李伦将军回忆:父亲醒来后,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大部分消失,说话逻辑也不行了……亲人、同志都很难过,他也很难过。也就是在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刚恢复记忆不久,便说话了。不过他说的不是自已的丰功伟绩,而是提到一个叫“王石坚”的名字。熟悉党的情报史的同志都知道,“王石坚”是我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于1947年10月被敌人侦破。这次被侦破是敌人使用美国的侦听测向设备定位,并派飞贼搜捕而得逞,事态波及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是中共情报系统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一批忠诚的情报骨干惨遭国民党杀害。事件之后,李克农立即进行检查,研究对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他给周恩来写了检查,请求处分。周恩来认为这是秘密战线不可避免的,并批示:“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事隔多年,李克农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过失,确实令人感动。

李克农还一直关注着一批特殊的人物,这批人物就是曾被我党派到敌人阵营中长期潜伏、历史无法弄清的人;还有在敌人阵营中发展的我情报人员,情况也一时无法弄清;以及一些一直做情报工作后又脱离组织的人,这些人的命运结局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李克农为他们一一出具证明,以取得组织的重新信任。

1962年2月7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尚未结束,李克农的病情加重。这时他仍未考虑上医院,众人请来邓颖超才把他劝进医院。2月9日上午住院,不料,当晚他就在北京医院去世。据李伦将军说:当时,公告上是脑溢血而死,而实际上是父亲的脑软化,脑子已成糊状,其死也非同一般!

曾在毛主席房间发现炸弹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

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即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

1931年4与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部长的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不是他们定期碰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了。

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极为恼火,破口大骂:“娘希匹!”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他,都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上演“整特务”的好戏。有时候看到有特务扮装成黄包车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得车夫叫苦连天;看到有服务生东张西望,一脸“特务相”,他就故意写几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满城乱窜。

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和张国焘“捉迷藏”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遗失,是他终生的遗憾。

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 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到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纪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

不久,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

1937年4月8日,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住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

当晚,李克农等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

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批评和劝说,希望其回心转意。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被李克农找到,并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三条出路:回延安工作;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永久开除党籍。

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而张国焘叛变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战略态势于国民党十分不利。为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是”。

毛泽东早已料到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现在,关键是要尽快搞到具体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交给李克农的是一项艰巨任务。

李克农准确地预料到,国民党延安驻地近期肯定会跟重庆方面就谈判有密电来往。离开毛泽东住处,他便迅速组织情报系统日夜监听国民党电台。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万一毛泽东来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其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赶赴重庆,进行和谈。准备随行的中央警卫团战士们都意识到: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别是担负主要警卫任务的颜太龙等人,他们的心里牢记着李克农的命令:“此次任务,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手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

毛泽东等人临行前,在延安机场,送行的人不断涌来。李克农亲自把守着机舱门,毛泽东来到机舱口,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主席,您多保重……”李克农有些哽咽地说道。毛主席依然幽默风趣,“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刚好和分别20年的蒋介石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你看看,你用这咸豆豆欢送我……”

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汇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是在飞机上发出的。此时,毛泽东也在笑,笑容中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

在毛主席房间发现炸弹

北平和平解放后,情势仍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在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达8500多人。

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面对复杂局面,李克农首先清晰地分析了敌人的心理。他认为,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遂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然后顺藤摸瓜,将暗藏的敌特一网打尽。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达 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展开大搜捕。北平城的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香山。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就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检查毛泽东住所。

凌晨两点,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他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留在别墅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彻底清查。就在此时,李克农接到警卫战士一个惊人报告:在预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一枚炸弹!

按说,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曾多次进行排查,应该是滴水不漏的。只是李克农心细,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没想到真的出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家很快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检查。45分钟后,确信没有其他隐患后,毛泽东等人才进入各自房间。当年6月份,领导人搬进城里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回双清别墅休息。

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炸弹就是她搞的鬼。可是,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她是如何进入毛泽东住处并放置炸弹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为此,李克农愧疚了很久。

坐镇板门店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齐(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吧”,主席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靠打吗啡才能入睡。

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端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在大口吸烟,极少说话。

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作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彭。”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其间两易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

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1时,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三个字 “怎么办”,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三个字——“坐下去”。毛主席早就估计到朝鲜谈判的战略形势,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其技。”

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哮喘越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由于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得难受,每隔一会,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一名谈判代表虽脸上常带着笑意,但言语中却始终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长处,为己所用。

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

搞情报主要靠交朋友

李克农一生用过很多的别名,就像他的身份和经历一样丰富——择田、陕公、种禾、震中、曼梓、稼轩、天痴。李克农的父亲李道铭,幼年过继给挑扁担的本姓人家,由巢县搬到芜湖。李道铭有三子,李克农排行老大,本应排为“泽”字辈,扁担爷爷改为“克”。

李克农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李克农还写信给国内的同志——“好小说旧小说,东安市场书摊上多得很,能捎些来亦好,否则太寂寞了。”

李克农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就是赵瑛。两人相濡以沫,感情极好。赵瑛去世后,李克农保持房间陈设不变,每晚就寝前到夫人床上坐一会儿,鞠躬一次再离开。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董必武曾赋悼诗“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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