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耶鲁博士 为何回国遭唾骂医院拒绝救治

2017-12-27 11:27 中国第一个耶鲁博士 为何回国遭唾骂医院拒绝救治已关闭评论

1他是第一位,获耶鲁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为无数人治过病,誉满天下!可他却为何晚年被很多人唾骂,还被曾经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拒绝救治,……究竟,他这个医生做错了什么?他,就是颜福庆1882年7月28日,他出生于上海江湾,这是个清贫的牧师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6岁时,父亲因感染伤寒去世,而母亲又体弱多病,家里的境况变得愈加艰难。父亲的死,母亲的痛,都给他心灵造成极大创伤,所以他打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师。伯父颜永京之后他被过继给了伯父颜永京,颜永京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应召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他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回国时,矿工们还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圣约翰大学1906年,渴望学习更多知识的他,又考入世界知名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成为全班所有学生中唯一的黄种人。耶鲁大学一开课,他就意识到,自己在国内学习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中国与美国医学教育的差距还是很大。为了迅速学习国内学不到的知识,他全力以赴,通宵达旦的苦读,耶鲁学费贵,生活开销也大,他课余时间就到餐馆刷盘子、到图书馆当管理员来赚补贴。

1909年,他以出色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位获耶鲁医学博士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获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颜福庆耶鲁大学毕业照颜福庆耶鲁毕业证书1910年,他学成归国,被长沙雅礼医院聘为外科医师。受雅礼协会指派来中国传播西医,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是1901年建立的非政府及非牟利机构,它也是耶鲁在海外的延伸组织。

当时在长沙创办雅礼医院的胡美博士,一见到他就激动地说: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胡美博士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惧怕西医,以为把体温计塞进嘴里是下毒。西医的白大褂,更是让他们联想到出殡的丧服,如果生病了,他们宁愿在家中自己调理,就算快病死也不肯去诊所看西医。

这些落后的观念,长期阻碍着雅礼医院的发展,也让胡美博士多年都束手无策。可他的到来,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凭着一张东方面孔,让当地百姓有了亲近感,因为他,人们慢慢对西医产生了信赖,不少士绅专程请他到家中看病,长沙的学校也请他去讲医学知识。当时西方医学已十分进步,可中国医学仍是孱弱不堪,而且在中国的西医都是外国人,只为中国贵族与洋人服务,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起,许多效仿国外教学的医学校,更是害人不浅,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庸医。

这些情况都让他忧虑不已,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务之一,就是国民要有强健的体魄,强身之道,则在医学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创办医学院,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现状刻不容缓。然而,医学教育事业极其昂贵,没有政府支持寸步难行。幸运的是,一次经历让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一次,湖南都督谭延闿,身患大叶性肺炎,突发高烧,老中医们都无能为力,便请他上门,死马当活马医,可他上门后,仅仅只量了下体温,开了些普通的西药,没想到第二天,谭延闿的病情就开始好转,谭延闿从此开始尊重西医,为他办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多年后,有人问他为何当时能妙手回春,他笑着说:西医中,大叶性肺炎八天后就会自动痊愈,我根本没用什么特效药,这就是一个医学常识,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谭延闿在得到谭延闿的帮助后,雅礼协会和湖南政府达成合作,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32岁的他,成为了校长。既然要办,那就要办一流的学校,他严谨治学,采用长学制7年,其中医学预科两年,结业后经考试合格者升入本科学习。其次他强调基础训练,注重临床教学,学生在预科学习时任何一门课不合格,都不能进入本科阶段的学习。即使升入本科,也并不意味着能够松懈,学生在做实验时只要,有一点不合要求,就必须重做,学校还采取了严格的淘汰制,有段时间还规定,各科成绩以70分为及格。

由于这些严格的规定,“湘雅”学生的被淘汰率高达75%以上,如果一个班入学时为22人,以后还有插班生,但最后能毕业的有时才仅仅只有4人。他不仅注重学生的医术,更注重学生的医德。想成为医学院的学生,除了分数高成绩好外,一定得是人品好,有爱心。他对学生说:不管病人有多啰嗦,医生一定要眼睛盯着病人,耐心听他说完话,就算是半小时也要听下去,因为这样才能根据,病人的描述去判断病情,开药;他不止一次的嘱咐学生:如果碰到寒冷天气,手特别冷,不管医院条件怎样,医生一定要把手搓热了,才能去接触病人,这样病人才会感受到温暖和关心。他在担任医学院校长期间,从没有忘记:医生应该救死扶伤的天职。他曾用西医治疗了湖南农村的痢疾,效果极好,因此美名远播。

有一天,屋外下着瓢泼大雨,突然一个年轻人找上门,高个儿,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他背着身患痢疾的妻子来求医,两人全身湿透,病人已患重病,再加上受大雨风寒,危在旦夕,他急忙扶病人上床进行抢救,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病人日渐好转,不仅如此,在得知病人贫困的境况后,他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而这个背着妻子来求救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他治愈的,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毛泽东宴请颜福庆校长毛泽东曾对“湘雅”的评价甚高,多次亲笔在书信中,推荐亲友去“湘雅”治疗,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也是在“湘雅”出生的。毛泽东曾多次介绍亲友到湘雅医院看病在他的带领下,湘雅医学院迅速发展,后来,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列为全中国最好的现代医学院,从此有了“北有协和,南有湘雅”的美誉。

从湘雅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中国学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我国现代医学的先驱和一流的医学专家: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热带病学家应元岳,还有曾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汤飞凡……读汤飞凡的故事 汤飞凡1915年,他又组建了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学会的宗旨是:“巩固医界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他还强硬地要求西方,放弃在华的诸多利益,由此将西医在中国传播的话语权,从外国人的手中夺了过来。90多年前创办的医学会,直到今天还是国家级学术团体,而他就是这个中国西医权威的奠基人。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所出刊物《中华医学杂志》他发现中国农村卫生习惯极差,百姓对医疗看病的意识太过薄弱,于是,当国联卫生组织,找到他筹建国联卫生部时,他欣然接受了任命。他精心设计出卫生系统行政构架,在这个构架当中,农村卫生覆盖是重中之重,他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

颜福庆设计的卫生系统行政构架1927年,他应邀担任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后来,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正式开学后,他又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可在这时,他却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放弃享有中国大学校长中的最高薪酬,辞去了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职务,因为他要去实现一个更大的理想:那就是,要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集医学院、医院和研究院,为一体的研究中心。他还说服自己的堂兄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又说服沪上工商名人叶子衡捐出花园,改建成为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在他的不懈游说下,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医学院,终于有了一定的规模。在坐镇上海医学院的同时,他又接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总医院,将它作为上海医学院的第一所教学医院。而这时的他,又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创办一所具有更大规模的,属于上海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既能够为教学所用,以利于培养出好的医生,又能够为病人服务。1929年,他完成建设医院的计划书,1930年,正式向社会发出创建,“上海医事中心”(即中山医院)的倡议。

而他则开始了筹款的艰巨工程。为了筹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他曾低下身躯,放下姿态,挨家挨户上门“乞讨”,每一元钱,都来之不易。那段日子里,经常有人看到,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出门带一把伞,手夹一本募捐册,坚持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对方实在不好推辞,在募捐册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然后他再换一个地方,再重复原来的程序。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宋子文、孔祥熙……都是他的捐款人,全上海都知道他为了医院“有钱必钻”。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到东北,他就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最终张学良捐了1万元。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了,全国各界送了巨额丧仪,他就上门恳请宋蔼龄捐出这笔丧仪:“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这笔巨额丧仪就这样,最后转到了中山医院的账上。从左到右依次:孔祥熙、宋蔼玲、宋美龄、颜福庆在这种日夜操劳奔波中,10年后的他已两鬓斑白,但却最终建起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医事中心。

《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都作了详细报道,英国《大陆报》更以权威的口吻评价道: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1931年,他应邀在上海沪江大学演讲,他说: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这才是人类的服务者。字字句句,铿锵有力!他的爱国思想,言传身教,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们,他的长女颜雅清,成为了传奇的民国飞天名媛,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时与会者在杏花楼合影一般医生都以开药方、治好病作为自己的责任。可他却坚信,医生的天职,不仅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更是要预防疾病的发生。他深刻地预见到,20世纪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必须是重视预防医学,这是一个贫弱的泱泱农业大国,医学的现状所决定的。他的终极理想,就是为中国打造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为更多的人谋福,预防疾病。所以他在医学院初创之时,便亲自开授公共卫生学,以让中国防疫体系逐渐壮大,他还让自己的学生们,多下乡免费宣传医学知识,为那些贫苦孩子体检,建造卫生公厕......解放后,已逾70岁高龄的他,仍旧继续自己的教学工作。

他兴奋地说:看到医学教育有远大的前途,我觉得深受鼓舞,我不退休了!他想为新中国的医学发展奋斗一辈子。可谁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国医学现代化,穷尽毕生心血的人,却以一种惨烈的方式,面临着即将发生的一切.......那场轰轰烈烈的浩劫来临后,一张张大字报,给了已过七旬的他,一顶顶吓人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医务界的反动祖师爷”、“洋武训”等等,也都扣向了他,这其中任何一条罪名都足以判他死刑。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可怜的老人有的连意思也搞不懂。至于“洋武训”这条罪名,他连“武训”是何许人都不明白,孙子告诉他,武训是为办学,而不惜四处奔走募捐的山东老夫子,他明白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当即回答:“是,我是洋武训!”在所有罪名中,他惟独对“洋武训”表示认可。中华大地的悲剧还在上演,批判的温度随着季节继续升高,在八月的酷暑天,在耗尽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年迈的他被戴上了高帽子,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我是混蛋”去游街。

游街中时不时,他还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脚相加,甚至有人将墨汁从他头上浇下,还有人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自杀?可他却平静而富有尊严地反问对方:“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自杀?”批斗结束后,他一身唾沫、墨汁,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儿孙们都想找些话安慰他,他却摆摆手,说:“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学医的他原本身板硬朗,思路清晰,走路不要人搀扶,可经过这两年多,他却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1968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他曾最熟悉的中山医院急诊室。

可令人无比心寒的是,医生看到他,立即向工宣队请示,最后只开了药,将他打发离开。他呼吸困难,家属恳求医院给他吸点氧,却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绝。“我们回家吧……”,他对家人说,而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老泪一滴滴淌了下来……此后两年,他再也没有,进过自己曾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可这所他再熟悉不过的医院,和他家仅仅只有一墙之隔。1970年11月29日,隔壁上医大的围墻突然坍塌,孩子们都跑去看热闹时,坐在家中的他竟也像坍塌的围墙一般,彻底的倒了下去。

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老人还是摇头。家人再问,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一位为中国医疗事业奠基,奔走一生的老人,就这样凄惨的离开了,享年88岁,一代医界巨星,就此陨落!他在兵燹连天年代,毅然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以医救民心,以医治天下。他在筚路蓝缕之中,励精图治创办国人第一所医学院校,为祖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曾对自己的子孙们说:为医之人一定要,怀仁心、施仁术、持仁爱;仁心扶伤,正谊明道。他没有留下什么专著,可他却使许许多多的人,拥有了特别的专著;他被国人遗忘在历史中,可他亲手创办的医院,却使千千万万的病人得到康复。医学事业之精致,如琢如磨;医学事业之永恒,向死求生。他默默的走了,可他的精神,纵经战火洗礼,世事变迁,亦不曾衰微,更不会逝去,因为那是真正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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