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飞行员驾机叛逃苏联,引渡回国,判处死刑

2018-01-02 10:27 评论 0 条

1-png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当我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他的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让我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映。

 

天之骄子的坠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

随着时间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以致心理日渐失衡。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1988年,王宝玉结婚后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因而认为是领导从中作梗,对他打击报复。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

这期间王宝玉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

引渡与审判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因为当时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正好利用这次事件来向中国表明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

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问题应由苏方负责,同时不能让王宝玉有丝毫察觉,而且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双侧减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苏方基地又是一个轰炸机场,既没有修复能力,又不具备飞行保障条件。但苏方还是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

尽管如此,歼-6飞机的减速板仍未能修复。但我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飞机留在苏联。于是,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果断决定:驾驶打开减速板的歼-6飞机空转回国。即使飞不到目的地,万不得已被迫舍弃,也要让它留在自己的国土上。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空军的尊严,更关系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最后,这位副团长驾驶着这架故障飞机,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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