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金库负责人:文革时抄家仅有3块银元

2018-01-16 09:19 评论 0 条

1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五层楼旧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上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为四川商人在沪上开设,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运往四川销售。每天都有经纪人来此洽谈生意,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市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50多年前,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奉党的命令“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他中学尚未念完,就因“共党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学。先后在合川、万县、泸县等地小学任教。1936年起进入私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共产党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共党员。

1941年3月,肖林见到了周恩来。

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周恩来当年的话语至今仍是那样清晰:“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以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统区的条件,开展我们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嫌钱,不要怕别人说你惟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绝不能误事。”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宜昌附近的三斗坪号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的肖林,一变而成为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有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了一笑置之。他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红岩村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

“干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和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是要赚钱,二是随要随付。”

肖林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华益公司办妥手续,取得合法经营权,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来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正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其时,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需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予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微有些麻烦,因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三千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巧寻“保护伞”

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作了华益公司的“保护伞”。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经理。说来也巧,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纱到上海抛售。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正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经理。

中兴公司当然是个“官倒”公司。原来李弥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少。

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结果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麻烦。

金库的钱用在何处

肖林夫妇自“下海”始,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周公馆撤离后,他们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组织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夫妇掌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安全。值得庆幸的是,华益公司在上海的3年中,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发觉近在眼皮底下、并且十分兴旺的中共经贸活动。

华益公司赚来的钱,都用在哪些方面呢?众烈士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需要补助;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这一笔又一笔的路费,都要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

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不能有误。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饰华丽的妇女,身后跟着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们就是王敏卿和公司的年轻会计王凤祥。

地下金库存了多少钱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的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事实上已经结束,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都调往香港。

正当肖林、王敏卿准备前往香港时,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天堑,占领了南京。肖林当即取消原定计划,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解放。肖林进入军管会轻工业处穿上了军装,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开始了保卫、建设新生政权的艰巨斗争。肖林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只知道,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万美元。

肖林夫妇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从“三反”运动起,这个问题便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文革”一开始,肖林的家更是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可是,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唯一的“战果”只是从解放前保留下来的三块银元,不免让那些造反派大失所望。

肖林夫妇解放后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肖林日常使用的那张写字台,也是用了五十多年的旧物。正如王敏卿所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虽说都是在经商,我们跟中兴公司那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这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经济工作干部,他们为党筹集、掌管着数以亿计的资金,却依然是两袖清风,一生清贫。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欢迎分享本文,谢谢支持!
转载请注明:中共地下金库负责人:文革时抄家仅有3块银元 | 上海娱乐网
分类:高中作文 标签:

发表评论

您必须 登录 才能发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