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国旗工厂风雨60年:生意可以亏本 政治不能不讲

2016-09-28 15:00 评论 0 条

12016年8月6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选手杜丽、易思玲分别摘获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银牌、铜牌——这是中国队收获的最早两枚奖牌,中国国旗第一次在领奖台上升起。

对于北京京工红旗厂厂长白志跃而言,相比于奖牌,领奖台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更令他关心——他怎么看都觉得,这面国旗上的五星有点儿不太对。

依据《国旗法》,五星红旗上的4颗小星各有一角对准中央的大星,象征着士、农、工、商4个阶层的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拥护。而奥林匹克射击中心的这面中国国旗,五颗星的角度是平行的。

坐在东南二环的红旗厂办公室里,白志跃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面桌旗向《博客天下》解释。这是2008年红旗厂为北京奥运会制作的纪念款桌旗,红木托上立着绘制有仿制天坛祈年殿龙纹图案的蓝色珐琅瓷旗杆,旗杆的左右两侧各悬挂一面国旗、一面党旗。白志跃捏着国旗上的五星让记者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发现国旗错误后,当场向里约奥组委提出抗议。但直到奥运会结束前一天,中国女排姑娘们时隔12年再次站到冠军台上时,头顶的中国国旗仍然是错的。

“他们也够慢的,要是我们,当天连夜就得给人改,各界的头儿都得盯着这事。咱们等了多少天!”白志跃摊开手,摇了摇头。

“旗子是政治”

北京京工红旗厂1956年成立,距今恰好60年,是北京市政府唯一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成立之初,专供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天安门国管委等机关企业,以及北京各大饭店和各级中央领导家中使用。“都是为首长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是政治任务。”白志跃说。

白志跃19岁进厂,干过车间,跑过业务,做过销售,如今是红旗厂第六任厂长。他今年57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花白的短发修剪得整齐利落,白色polo衫下摆整齐地扎进皮带,腰杆笔直,精神奕奕。

白志跃是旗人,满洲镶黄旗。小时候家里住在800年历史、以明代功臣“遂安伯”陈志命名的遂安伯胡同。大杂院里18户人家,街里街坊都挺亲近。做饭点蜂窝煤生炉子,火灭了就上别人家里夹去,也不觉得外道,“上个厕所都得问吃了么”。在白志跃看来,那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文化

上世纪90年代末,遂安伯胡同拆迁改造,白志跃和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一起搬走。新的居民是阿斯顿马丁、兰博基尼、劳斯莱斯等全球顶级跑车的4S店。

提起此事,白志跃总会有些遗憾。

“现在说,那条胡同不应该拆。你要发展外边发展,把老城区留着。大杂院才有文化呢,把老的拆了,把文化都弄没了。”

大概37年前,白志跃刚进红旗厂时,附近还是一片庄稼地。12路公交车坐到关厢站,下了车他为抄近路,跨白菜畦上的土埂一歪一歪地走过去。

那时的红旗厂占地十几亩,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特批用地。5层楼高的车间装满了巨大的纺织蒸箱、水洗机、印花台板等设备,来往穿梭的工人最多将近800人。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红旗厂的纺织业务逐渐萎缩,旗帜和条幅等成了主营产品。除了各级机关企业,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增长的重大赛事、活动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京工红旗厂从3家竞标公司中脱颖而出,拿下北京奥运会礼宾旗帜制作的资质。白志跃和工人一起搬到通州的厂区驻厂两个月,吃住都在工厂,一来方便监工,另外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最终,3万多面各国国旗及奥运旗帜,经过不同工种的6道质检,打包送到体育场馆和各国使馆。

8月8日开幕式当晚,白志跃和家人一起围在电视机旁,烟花一晃,鸟巢四周200多个国家的国旗迎风舒展,他心里说不出的骄傲,“很激动,挺震撼的”。

北京奥运会后,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旗帜相继出现问题。伦敦奥运会网球女单颁奖仪式上,美国队的国旗意外从旗杆上飘落;而里约奥运会出错的除了中国国旗还有美国国旗,星条旗的长宽比例是1:1.9,他们做成了2:3。

看过这两届奥运会,白志跃对于京工红旗厂的“0差错”越发自豪。“我们就是万无一失。”

某种程度上,这种谨慎态度与国旗对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意义息息相关。“旗子这行业,虽然不是什么大的生意,但对于中国,旗子是政治。真出了事儿,可是大事儿。”白志跃说。

“为北京工业争光”

8年前的北京奥运会让白志跃荣耀至今。

西四环北路,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的会议室大概50平米,白志跃身着正装站在台前,头上冒着汗。采购中心聘请的30多位专家评审及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坐成4排,向他“轮番轰炸”。

2008年3月,北京奥组委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为奥运旗帜定点采购项目招标。报名的有十几家企业,最后选出了京工红旗厂等3家公司谈判。

作为东道主,白志跃志在必得:“在北京开奥运会,我们红旗厂没中上标,别人拿走了,寒碜不寒碜?”

他口才不错,相貌堂堂,但面对众多专家,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杵窝子,不爱在人前讲,谁知道问你什么。”直到演讲结束前,白志跃还是看不清评委的态度。他急中生智,补充道:“我们厂党政工团非常重视,拿这个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为北京人争气,为北京工业争光。”

走出门,白志跃跟书记合计,这句话当时是说对了。“我当时急的,随口就说出来,我们要为北京工业争光,这买卖你给别人合适吗?实际上是这含义。”

总的来说,白志跃对这次中标充满信心。奥运会兹事体大,虽然公开招标,但按照中国官场的逻辑,一般策略会偏于保守。万一出了事,京工红旗厂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隶属于国资委纺织局,不怕找不到组织。

另一方面来讲,奥运会在北京开,北京的企业胜算也会更大。“这么大型运动会,旗子从外地进,这让人听见,也不可能。”凭这两点,白志跃认定京工红旗厂具备两个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优势。

招标结束后,他和共同入围的一家上海企业的老板一起吃涮羊肉。两人私下里交流刚才“答辩”的情况。上海老板告诉白志跃,评委问了他这几个问题:

“你旗子怎么运输?”

“我们火车运。”

“火车翻了怎么办?”

“那我们汽车运。”

“汽车道上着火怎么办?”

“那我们飞机运输。”

“飞机失事了怎么办?”

“那……那我没辙。”

“人家没错啊,你得留有预案。真要开幕式没旗子,再生产来不及,不急大了。那不就告诉你不成嘛。”白志跃大笑着和对方打趣。“他上海人,挺逗的。我跟他逗,你们老说我是北京爷,我告诉你什么叫北京爷,这标还就是我中。”

实事求是地说,京工红旗厂在旗帜的生产技术是白志跃最大的底气来源。

传统的国旗制作工艺,有几个颜色就要用几套台板印上几次。手工套板往往会有重叠,无法做到严丝合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白志跃从日本进口数码印花机,采用电脑喷绘和手工染色相结合。先用机器把旗帜的徽标印在白布上,然后再用台板手工填充其余色块。

奥运会的旗子需要正反两面都有图案,而热轨的温度变化会引起旗子的伸缩,喷绘时很难把正反的徽标对齐。白志跃让工人反复试验,硬是从中找到了规律,把位置和温度调得刚刚好,让正反两面的徽标恰好吻合。

“我把我们这个产品拿过来,喊过来一个专家,他都愣了。这个轧是有技术含量的。”白志跃回忆。

里约奥运会,白志跃坐在电视机前,一眼就看出来对方是用机器印的,采取“热升华”技术回色。这样印出来的旗子,背面的渗透率只能达到30%。而红旗厂的旗帜通过“蒸化”固色,背面的渗透率能达到80%。“蒸出来的鲜艳,而且背面透。旗子生产出来非常漂亮,比它强多了。”

国家形象

京工红旗厂还有一项技术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就是生产天安门广场每天早升晚降的国旗。

这面国旗长5米,宽3.33米。每年为天安门广场特供近300面,一直被白志跃视作红旗厂的脸面。生产这面旗子的难度在于,过去很多年间,国内都找不到能制作3.33米门幅的纺织机器。因此这面旗子一直是由两块布拼合而成的,中间用缝纫机轧一道印。

后来有一届“两会”,“两会”代表注意到中间的那道印,随口说道:“这么大一国家,旗子还拼。”这句话像病毒一样一级级扩散到天安门管委会,白志跃听到耳根发红。

“他不知道生产这面旗子的难度。没有任何厂家能给你生产。那么宽的门幅,为你天安门这200面旗子,国家要真投钱行,没人投钱,你个人怎么做?”白志跃说。

近几年,随着纺织技术的提高,白志跃在南方找到了能织出3.33米宽幅布料的纺织机。他从工厂购进白布,再在红旗厂手工染色。染的时候需要4个工人配合着吊起来染,有一点瑕疵就是废品。

“这面旗子酸甜苦辣我心里最清楚。这不是利润的关系。天安门广场第一面无缝国旗,是我们企业生产的,这是我们的荣耀。”白志跃说。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这面国旗被风刮跑了。“给我吓得,一身冷汗。我说这回麻烦了,事大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车间主任,让对方以后把国旗拴杆的边沿再匝一趟。之前都是匝两趟,此后开始轧3趟。

有一个弯白志跃一直转不过来。京工红旗厂是北京市政府唯一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按说别的家都不许竞标的,都不许生产”,但市场经济以来,越来越多的纺织品公司都开始生产国旗。在淘宝网上搜索“国旗”,可以搜索到100页、数千个结果。

“他们未必有资质。咱们国家虽然有《国旗法》。但真正监督的没什么,谁都卖。就别出事,像里约这次,错了,麻烦了。”

除了“国有”和“北京”两个优势外,白志跃分析,能从奥运会的竞标中胜出,可能还因为红旗厂的报价是最低的。

红旗厂第一次竞标大概是2000年,人民大会堂首次以招标的形式采购幕布及背景旗,京工红旗厂中标。“那时候还能有人情,因为我们一直为人民大会堂服务,他肯定找我们。”

但第二次招标,红旗厂落选了。中标的是一个南方的小伙子,报价比红旗厂低了一半。

看清这个事实后,在一些志在必得的重大项目上,白志跃也开始采取低价策略。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时,300名解放军战士组成方阵,拖举着一面35米长的五星红旗缓缓走过天安门广场,这面巨型国旗就是京工红旗厂制作的。红旗厂按照人数出方案,设计点位。在每个战士的点位上轧上带子,走的时候系在手腕上。“还得让他走开了,不能踢着脚。”

招标时,北京大型活动处只要求做两面,但白志跃凭经验,建议做了3面。一个彩排,一个正式用,还要留一面备用。

“如果当天上天安门广场,这么多人,谁的皮鞋给剐一大口子,怎么办?你没啦,你不可能剐大口子上去吧。这你就不能计较钱了,这是政治任务。都现场直播,世界转播的,中国现这眼?”对方想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最后决定采购3面。

这3面巨型国旗,白志跃的报价是3万元,共同竞标的公司报价40万元。后来对方说是把小数点点错了。

白志跃不在乎利润,对于他而言,“定点企业”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责任。

“国家这么大活动,你又是定点企业。不给你钱,让你做,你不也得做嘛,怎么还计较利润?在这种理念下,我们肯定低。我送你都可以,亏就亏吧。”白志跃说。

奥运会招标,白志跃的报价也是最低的。利润微薄,再加上奥运会质检严格,总共3万多面旗子,几乎没挣到什么钱。“不挣钱,也得拿下来。”

不过,奥运会效应让红旗厂受益良多。2008年后,白志跃前往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南京亚青会、世锦赛、大学生运动会招标,几乎攻无不克。“基本上所有赛事旗帜活动,我们红旗厂包揽。”

“红”色记忆

白志跃第一次到红旗厂前门大街门店,是7岁时。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哥哥领着他来买红袖标。当时还不流行红绸条幅,到处张贴着宣纸做的大字报。

他对“文革”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凡是“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就拿着花篮去学校集合,排队上天安门游行。从学校出发到天安门再回到遂安伯胡同,“回来晕晕乎乎的,都打蔫了”。

上小学第二年,姐姐当了内蒙古兵团战士。“文革”对他的家庭影响不大。但旗籍是个秘密,“那时候谁敢提啊,不找揍呢。八旗子弟没出息,成分越低越好”。

在白志跃印象中,那是一个“垃圾站都能捡着金条”的年代。有钱的人把家里财产全扔了,就怕抄家抄出来。大杂院里一个资本家,把家里的八仙桌做成了空的,里边装满了金条,最后还是被查出来批斗了。

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基本上是应付差事。老师对付着讲,学生凑合着听。后来学校组织“学农”、“学工”。白志跃去平谷的庄稼地里掰了半年玉米棒子,又到劲松一个金属结构厂当了半年工人。

“文革”结束后,白志跃没考上大学,直接进了红旗厂。

他在车间干了3年,从“水洗”的工人干到“蒸化”的组长。这是纺织的两道工序,织物印染后先进入高温高压的蒸汽设备中“蒸化”固色。蒸好后,再用清水洗掉印花织物表面的化工试剂,加入“保险粉”(即漂白粉)增白。外贸的台布800米一匹,蒸一锅25分钟,一洗一个多小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组长并不只是行政职权,要每天带头干活。“那时候我们没有闲着的时候。烦,真烦,累。”白志跃回忆。但高中毕业生就业也困难,全民企业已经算是不错的工作。

在车间干了两年后,白志跃被调到业务科,跟着老师傅去各个机关、企业推销红旗厂的纺织产品。红旗厂有一些固定客户,比如中央党校、语言学院、友谊宾馆、首都体育馆等。80年代初,北大口腔医院的新院在魏公村落成,白志跃在老师傅的推荐下,联系上医院总务处。淡蓝色的窗帘、棕色的坐垫、病号服、手术服,都是他按照医院的要求打样,一批一批做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业务员,跑业务积累下的人脉关系很容易转变为真正的友谊。不久前,白志跃的一个朋友给孩子做兔唇手术,他去帮忙找医院的一个专家。30年没联系了,对方一听到红旗厂二话不说就表示愿意帮忙。

“那时候我们的关系特别单纯,什么都没有。现在都走了样了,一手钱一手货。”白志跃说。

首长家和中央领导人的家中织物也是红旗厂的业务。白志跃曾去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家量过窗帘,但当时对方没在家。白志跃听人提起,有一个业务员去首长家里量尺寸,“首长都在边上,还跟首长聊呢”。

这种跨级别的聊天有个规矩,一定要是首长发起的。负责后勤的人会叮嘱:“进门别主动跟首长打招呼,该干你的干你的。”

白厂长

前门大街72号当时是红旗厂的门市部。两层小楼,楼上卖旗子,楼下卖服装、装饰品。白志跃在门市部干了8年,那时候卖过的确良衬衫、中山服、夹克……卖得最火的是服装一厂生产的雪花呢子大衣,来多少卖多少。顾客排着长队,“一抢就没,都不问价”。

白志跃也买过一件雪花呢子大衣。他年轻时候浓眉大眼,身材挺拔。走在大街上,英姿飒爽。

唯一的不足是撞衫率特别高。不久前,白志跃听说中国服装市场现在库存的服装够中国人穿30年。走在大街上,也很难看到撞衫的了。他有点惋惜,“说白了就是过剩了”。

当时红旗厂门市部的销售业绩相当好。门市部45人,每年的销售总价五六百万,刨去进货成本、工人工资,每年的纯利也有七八十万。

销售纪录出现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当时白志跃已经是红旗厂副厂长,兼任门市部经理。红旗厂进了150万面手摇的小旗,他带了车间的10个伙计,每天到天安门、北海公园等景点地推。1块钱一面,游客买门票的时候,顺手就买两面。

后来天安门广场举办以“国旗在我心中”主题展览,白志跃让副经理拿着旗子到礼品部推销。过了一段时间去结账,副经理说:“不成,人家不卖,一卖把柜台挤没了。我说行了,有戏。”

没多久,成群的小商小贩就主动找上门来。2毛钱进的旗子,以八九毛钱的价格批发。小商小贩500面、1000面地进,转手再卖2块、3块。后来买的人实在太多,白志跃只得让人把门拦上,在门口排队发号,10个一放。门市部的员工把工作都停了,所有人在院子里数旗子。

150万面旗子很快就卖完了,白志跃又进了90万面,又一抢而空。一个多礼拜卖了200多万面。“整个天安门一片红。”

这些小商贩是中国最早的创业者。白志跃至今仍清晰记得,有一个四川女孩,带着妹妹到北京玩,跟着别的小商贩一起进小旗子卖。女孩赊账,每次先拿走2000面旗子,卖完了再来结账、进货。离开北京之前,女孩买了一大包糖,搁在红旗厂的柜台上。说是挣了10万块钱,现在准备回家了。

“那时候九几年,挣了10万块钱!挺好玩的,来的都是想自己挣钱的。”

香港回归两年后,澳门回归,红旗厂又进了200多万面旗子,却没能复制当年的销售奇迹。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红旗厂已经开始出现业务下滑。劳动力成本上涨,中国纺织物外贸出口受限。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冲击逐渐加剧,而国有企业员工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

“国有企业我看出来了,不好好干活。而且干出活也没法要,全是废品,客户都没法卖。”白志跃说。

2001年,白志跃成为红旗厂厂长,第一件工作就是对红旗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原先的红旗厂名为“北京红旗厂”,是纺织局下京工集团的全民企业。改制后仍然是京工集团控股,因此名为“京工红旗厂”。

新公司注册资本将近100万元,京工集团把全部资产折算了38万元,白志跃自己投了18万元,又找来两个朋友分别投了20万元、10万元。以公司高层员工构成的经营者群体总共投了10多万元。

原来的北京红旗厂喝酒成风。“别看挣得不多,满处都喝酒。”白志跃定下死规定,禁止在上班时间喝酒。

负责印染的工人杨师傅跑到白志跃的办公室抱怨:“老白,我中午不喝酒,下午盯不上来啊。”

白志跃不紧不慢地回答:“我说老杨,你这样,你拿这条规矩去外边应聘,看谁用你,谁用了你,我就让你喝。”工人垂头丧气地走了。

烧锅炉的李师傅也来和白志跃“逗闷子”。“(我说)这样,晚上你别走咱俩喝,就着一盘花生米。你给我喝倒了,你就喝。喝不过,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一年冬天,白志跃开车经过大门口,那名烧锅炉的工人捂着军大衣,里边藏着一瓶酒在偷偷地喝。白志跃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反正不敢明目张胆。你都给挤对到大街上了,你理他干什么。”

从小在一块,白志跃懂得如何与这些国有企业的老职工相处,既能顾上交情,又能保持威信。“我们都是老职工,二十来岁在一块,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企业,甭管怎么说得有一个精神面貌。同行业都在想发展,你没压力?”

改制后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当月改制,当月盈利。”白志跃和董事会商量,每年的盈利不做分红,全部转增资。现在的注册资本已经达到400多万元。这么做是为了竞标方便。“你企业资本没那么大,招投标,招人家几百万的,怎么可能,拿什么赔我。”

“谢谢你,还扛着呢”

2016年6月前,红旗厂通州厂区。三四个穿着环保局“官服”的人突然造访,从纺织锅炉抽出一管气体,掏出试纸一测,污染物超标。

红旗厂副经理刘学成赶紧把来人请到会议室。在通州厂区驻守多年,他对类似的排查并不陌生。

此前,刘学成接待的通常是潞城镇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我说我在整改的过程中,表格都报上去了,我们老板对这事比较重视。他就通融你,因为都是自己家的企业,他也不愿意毁这个企业。”

现在市里来人查了,镇上也管不了。“那就没办法了,查你什么话都没的说。”刘学成说。

后来刘学成得知,市环保局这次并不是冲着红旗厂来的。红旗厂对面有一家企业,锅炉燃放不合格被举报了。“他路过看见我们这儿了,顺道进来了。”

大约12年前,红旗厂的生产区搬到了通州。左安门的老厂区被上级公司卖给了开发商,厂房被推倒,以“新坐标”为名的小区楼盘拔地而起。因为紧靠南二环,如今房价已经涨到了一平米5万。

红旗厂拆成了两部分。行政区退守一隅,迁到了原先库房的位置——一个几百平米的小院。生产区则搬到了通州。除了租金相对低廉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市区的环保标准在逐年提高。

但如今,通州的工厂也面临整改。京津冀地区联合治理雾霾,再加上北京市政府将东迁通州潞城镇,这个即将落成的行政副中心,距离红旗厂的通州工厂仅有20分钟车程。

2016年3月的“两会”过后,各级环保局频繁造访。刘学成告诉《博客天下》,潞城镇的工业企业已经搬走几百家,“基本上这块没有达标的”。

从理念上来说,白志跃认同国家对环保的重视。2016年6月,红旗厂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完成了锅炉改造。“现在北京污染非常厉害,对蓝天、对水有污染的行业都淘汰了,污染企业必须搬出北京。我们厂子如果还按照原来生产,肯定也不行。”

今年6月份,红旗厂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完成了锅炉的改造,但更换设备和燃料所造成的新的支出令他感到无力。

燃煤改燃气,成本一下从200万元上升到600万元一年。产品价格上不去,制造成本又不断增加,“我们也是夹缝之中生存,企业下一步经营很难。”

让红旗厂雪上加霜的是,来自国家机关和企业的订单正在迅速减少。

2001年改制以来,红旗厂连续11年盈利。但2012年后,党的十八大提出“八不准”,各级政府和机关纷纷提倡反腐、节俭,公费开支缩减。红旗厂开始出现亏损。

新中国成立50年、60年阅兵群众游行,红旗厂配备了5个方队的花环和服装;天安门组织大型活动,红旗厂的订单能达到七八十万面。而如今,旗阵几乎取消了。

原本小的订单也在变得更小。挂标志旗,从前一挂10面,如今就只挂两面。“按照习主席的要求,不能铺张浪费,有必要的挂,没必要的不能挂,各处都要精简。”刘学成说。

白志跃常常用一句北京老话激励红旗厂业务部门的员工:“原来咱们老北京,糊顶棚的,扛煤球的,干一些体力活的,出来都揣一个混合面的口袋。晚上回来,一家老小等着你吃饭呢。”

他和他们打趣,“你们就是提着混合面的口袋,外边去挣钱的。我们一大家子等着呢。实际上也是给他们一种紧迫感、危机感。”

▵位于北京东南四环的红旗厂老厂区,车间已经废弃良久,激励员工的横幅还挂在墙上

厂里现在的合同工,外地人居多,未必都能理解白志跃话里的意思。有时候看着他们,白志跃心里也很着急。“现在房费多贵,企业不给人干好了,咱真对不起人家。人家在咱企业干,饭都吃不上,咱也不好意思。”

不久前,一个退休的女工人回厂办事,专程到办公室找白志跃。“白经理,谢谢你,红旗厂你还给扛着呢,现在哪还有咱这种企业活着,都死了。”

白志跃听了这话难受,但他也不知道红旗厂能维持多久。京工集团曾经有服装纺织品公司29个,如今除了红旗厂,都破产倒闭了。

“童装一厂、童二、童三、友谊、华丽时装厂、雷蒙、服装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衬衫厂、北衬、大华……”他像说相声一样,一口气数出了20个厂,叹了口气,“就剩我们一个了,也是喘着气,半死不活。”

在白志跃看来,红旗厂如今面临的经营困境是国有企业的普遍现状。很多看起来业绩不错的国企,其实是靠着物业、物流、房地产等外部收入在维持。“主业实际上是副业,靠产品的利润不可能支撑下去。”

自2012年以来,红旗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白志跃看了很多创业方面的书和文章,但仍然看不清企业的方向。“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整个大环境都不好。转型升级需要资金,没有资金转什么?”

最近,老厂区的小院要拆迁。政府规划用地,要在附近位置上建设回迁房。红旗厂因此将会得到一笔拆迁款项。但在具体数额上,白志跃和负责人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这个几百平米的小院是老厂区最后一块地了。车间已经废弃良久,印刷台板上落着灰,原本晾晒国旗的绳子上晾晒着值夜班工人的衣服。院里养了一缸金鱼,一只猫。茉莉花的枝蔓郁郁葱葱,十几年前长出的一棵不知名的野树,如今3米多高了。

每天早上7点,白志跃开着他的黑色帕萨特过来。他一般会比员工早到一个半小时,和值夜班的职工聊聊天,收拾收拾院子,把掉落在地上的茉莉花扫一扫。一双老北京黑布鞋,踩在水泥方砖上静悄悄的。

一个人的时候,他时不时会想起母亲从前常说的一句话:男孩子,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倒秧。

“这句话我记一辈子。一倒秧,认了怂,完蛋了。遇到多大困难,都得挺着。”白志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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