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到底糟蹋了多少女人 这次数了八个

2016-10-10 15:30 评论 0 条

1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

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与郭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

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 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

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

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

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

黄定慧(又名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定居山西省;

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Wenger”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

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

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 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 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

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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